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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长泰方言形成与演化
史 委
源于晋唐,流播于一隅的长泰方言,按照《福建汉语方言分区表》的语系区分,属于:闽海方言群——闽南方言区——厦门话——漳州音。事实上,漳州行政区划所属各地之间,方言土语互有差异。长泰城关、岩溪、陈巷、枋洋一带群众都讲通称为本地话的一种闽南语,坂里大部分也讲本地话,只有少数民族聚居的磜头村讲畲家话。但县界边沿地区,受邻县影响,音调俚语又各稍有不同,象洙滨(山边)、坂头、珠浦、龙营近漳州音;仑尾、定治、昌溪、龙德、草洋、花坑等地近安溪音;春芳(新春)、新学、石碑(坂新)、石门寨、格口(石格)、正达、高层等地的部分地区近华安音;芹果、西溪、上深、橄仔崎(美宫)等地近同安音。
长泰地方语言的这种纷繁复杂现象,是由于它在历史上、地理上许多方面的特定条件而形成的。
(一)
历史上,长泰是南安县旧地。弘治《八闽通志》的南安县条目说:“本汉侯官县地。吴析置东安县。晋改曰晋安,属晋安郡,梁为南安郡治所,隋废郡改县,曰南安,属建安郡。唐武德初,属建州,五年,置丰州于此。贞观初,州废,属泉州”。贞观初的泉州是指现在的福州。长泰虽属南安县旧地,但有文字可嵇的历史,则在唐朝初年以后。
在这以前,按照一般的说法,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平定东越,置闽中郡。及秦灭汉兴,闽越归属汉朝的统治。接着,因为闽中变乱,于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兵攻入东越,徒其民于江淮而虚其地。后有未迁移的闽越族人重返家园,西汉政权乃立为治县(县治在今福州),属会嵇郡南部都尉。东汉末年,孙吴五次进军闽中,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以会嵇南部都尉为建安郡(县治在今建瓯),在今晋江中游置东安县,这是南安郡的前身。据晋书记载,三国孙吴时的建安郡,仅有三千零四十二户,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地广人稀,究竟孙吴统治势力向南深入至何处,迄今尚未发现实物或文献证明。所以秦汉以前,中原古代汉语,对于长泰这一地区产生若何影响,论据不足,目前尚难论定。
(二)
当晋唐之际,中原汉族人民进入福建,规模较大的计有三次:
第一次,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姓:林、陈、黄、郑、丘、詹、何、胡是也”(宋路振《九国志》)。这一次中原汉族大规模入闽,对长泰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突出地反映在唐朝初年的佛教盛行。在长泰最早的寺院首推栖云院,创建于唐贞观三年(607年)。稍后的永徽元年(650年)的梁冈院、东岩院,永徽五年(654年),龟洋院,接着有显庆四年(659年)的天竺岩。根据这些历史现象推论,奠定长泰方言基础的应该是初唐以前的中原古汉语。
第二次,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闽、粤边民反抗唐王朝的统治,“朝廷以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五十八姓前往征伐”(河南《光州府志》)。这一次进入闽南的中原汉人,集中活动的地域是在绥安(今漳浦、云霄)一带。垂拱二年(686年)建置漳州的时候,龙溪尚是泉州的属县,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龙溪才割隶漳州。可见对长泰的影响更隔一层了。这次入闽汉人的后裔,只是若干年后,几番辗转,才部分迁入长泰,对长泰方言的演变始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次,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军入闽,后立国于福州,不少中原人士相率前来依附,至今民间有“十八姓从王”的传说。这次大规模入闽的汉人,来自河南中州一带,移民耕垦,定居长泰,他们带来的中州汉语,对于长泰汉语方言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长泰置县之后,随着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结束,区域沿革又有变迁。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从泉州改隶漳州,省内外远近移民逐渐增多,特别是南宋以后,龙津溪两岸大兴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邻近地区的农民,来此耕垦,后来发展成为长泰境内居民的主体。从民国《长泰县新志·氏族志》的记载加以考察,这些外来人口,多是晋唐以来三次入闽汉人的后裔,但他们不是成批地、集中地移民聚居,而是分散地、个别地迁入长泰。他们又是多半来自闽南沿海方言群的莆仙方言区和闽南方言区,如仙游、莆田、龙溪、南靖、同安、安溪、漳平一带,少数来自闽东方言区的福州。他们带来的各地方言,对长泰汉语方言的变化,多少起了一点渗透作用。
在长泰的本地话中经常沿用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如:“未”,现在讲“还没有”或“未曾”;“等”,现在讲“等一等”;“看”,现在讲“看一看”;“浊”,现在讲“混浊”;“清”,现在讲“清净”;“静”,现在讲“肃静”。同时,又经常沿用古代特有量词,如:“字”,一字字,(一个字);“称”,一称米(十斤米);“寻”,一寻长(一围长);“领”一领被(一件棉被);“宿”一宿鸡啊(一窝小鸡);“身”,一身猫啊;(猫讳蚕,一条蚕)。还经常沿用古代词语颠倒结构,如:“欢喜”、“闹热”、“言语”、“人客”、“齐整”、“证见”等等。这些特点,跟闽南方言、闽东方言、莆仙方言等其他方言有许多共同之处。都保存较多的晋唐以前的古代中原汉语的特点。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从初唐到五代,佛教在社会上占有很高地位。佛教的传播,带来了社会文化和生产技术的交流。唐宋以来,众多的僧侣在长泰境内活动,不可避免地在长泰方言中留下痕迹。至今在长泰方言会话中,常常拖带短促的“啊”的音,特别是名词的基本词汇中,亲属的称谓,像:兄弟啊、姐妹啊;器具的名称像:桌啊、椅啊;动植物的名称像:鸡啊、鸭啊、桃啊、李啊;甚至还可“啊”音附在地名之后,日常会话中动词、形容词以及其他词、短句的句尾也常带“啊”的音,像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一种意见认为:就整体说,梵语对于汉语语言、音韵和语法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长泰方言中,不能排除梵音影响的可能性。还有一种见解,则以为晋唐以来闽南佛教盛行,梵音影响的范围并不能单独局限于长泰。因此,需要着重从事物的内部原因进一步加以探讨。
(三)
值得注意的是,与长泰同属南安县永安里——石铭里旧地的今华安境内,有汰溪仙字潭摩崖石刻原始文字的遗存,解放前有的学者断定为它是“畲民”的文字,但至今未有公认的结论。畲族的先世、明人谢肇浙以为与瑶族同源,出自汉晋时代的武陵蛮(即武溪蛮),近来多以为是古代越族的后裔。而古越族支系众多,究竟确指为哪一支,又有不同的说法。
据清乾隆《漳州府志》:“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泉州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可见隋唐之际,柳营江(梁以后称九龙江)以西还是少数民族群聚的地区。公元七世纪,九龙江流域,多民族杂居,还是处于所谓“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陈元光《请建州县表》)的状态,漳州置郡以后,密切了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的联系。从前称为“炎方”、“绝域”的“蛇豕之区”,经过畲汉两族人民的辛勤劳动,逐步得到开发。当时,漳州漳浦郡别驾丁儒作《归闲诗二十韵》有:“土音今听惯,民俗如知淳,烽火无传警,江山已净尘”之句,说明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在共同劳动、互相学习、沟通思想、交流经验的过程中,必然地带来了语言的融合、丰富和发展。
根据考古判断,至晚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古越族已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岭南和西南等地区。解放以后,长泰境内芹果溪、龙津溪流域和吴田山一带,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和粗砂陶、印纹陶的残片。一九七六年,林溪温泉又有青铜斧和磨光穿孔石戈出土。一系列迹象表明:地处闽南的史前的长泰,有着与中原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同时接受中原华夏族文化的影响,其渊源又是很深远的。通过地名普查中,了解到长泰岩溪的高山(辜山、姑山、珪山),有古代氏族活动的遗迹,民间传说叫做“畲人洞”,附近过去曾有粗砂陶、泥陶碎片和石锛的发现。“畲人”的传说年代较晚,公元十三世纪中期,即南宋末年,刘克庄的《漳州谕畲》一文中,才有“炎、绍以来……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的记载。历史上畲民“搜狩为生”、“刀耕火耘”,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加上汉族统治阶级推行大汉族主义,故流动迁徙频繁。今从以“畲”字命名的地名考察,康熙《长泰县志》:恭顺里的三重(山重)院后附近有新畲。村废名存,土地名不见于《县志》而仍流传民间的如:江都的“南征畲”,内枋的“高畲”,坂新的“畲下”等等。还有虽不带畲字而保存畲族特点的命名,如湖珠许坑的“蓝雷厝”等等。这些地名的实体多分布于长泰境内的边缘山区。如今坂里高层犹有畲族聚居的磜头村。畲、汉两族语言的互相影响、互为渗透的现象在长泰方言中特别是一些基本词汇中留下许多痕迹。如:兄、妹、鼻、耳、胸、头毛(头发)、桌、椅、酒、做息(干活)、瓮笼(固执、暴躁)等词,长泰汉语方言与畲族话的发音和含义完全相同。尤其是“楼”、“漏”等字,畲族话和长泰汉语方言(书音)都含有漳、泉、厦所没有的特殊音素“乌”(eu)。又如“糜”(稀饭)、“赔”等字,畲族话跟长泰汉语方言都含有“oe”韵的特色。
大量的事实说明,研究长泰的发展史、语言史,应该重视古越族所作的贡献与文化渊源和影响。(当然,古越族非止一族,各族之间的习俗语言,有的可以互通,有的又有差别,也不能一概而论。)
总的看来,方言的形成,或者是由于亲属语言的分化和发展,或者是由于非亲属语言的融合和统一。长泰地处偏僻,山川阻隔,古代交通闭塞,接受外界的影响相对较少,语音的变化也较为缓慢,所以它保存了较多的唐以前中原古代汉语方言的特点,并且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吸收了古代当地民族土音的因素,因而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近代的长泰方言变化的速度加快了,它的发展趋势是正在向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靠拢。解放前,普通话被称为“官话”,除了一些当官的和进过学校的知识分子以外。绝大部分群众都不懂得普通话。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学校教育和工农教育的普及以及近年来大力推广普通话,目前,许多人都能听能讲普通话了。
在普通话普及的今天,有“中古音活化石”之誉的长泰话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同时也有挖掘和弘扬的独特文化价值。
漫谈长泰方言形成与演化
史 委
源于晋唐,流播于一隅的长泰方言,按照《福建汉语方言分区表》的语系区分,属于:闽海方言群——闽南方言区——厦门话——漳州音。事实上,漳州行政区划所属各地之间,方言土语互有差异。长泰城关、岩溪、陈巷、枋洋一带群众都讲通称为本地话的一种闽南语,坂里大部分也讲本地话,只有少数民族聚居的磜头村讲畲家话。但县界边沿地区,受邻县影响,音调俚语又各稍有不同,象洙滨(山边)、坂头、珠浦、龙营近漳州音;仑尾、定治、昌溪、龙德、草洋、花坑等地近安溪音;春芳(新春)、新学、石碑(坂新)、石门寨、格口(石格)、正达、高层等地的部分地区近华安音;芹果、西溪、上深、橄仔崎(美宫)等地近同安音。
长泰地方语言的这种纷繁复杂现象,是由于它在历史上、地理上许多方面的特定条件而形成的。
(一)
历史上,长泰是南安县旧地。弘治《八闽通志》的南安县条目说:“本汉侯官县地。吴析置东安县。晋改曰晋安,属晋安郡,梁为南安郡治所,隋废郡改县,曰南安,属建安郡。唐武德初,属建州,五年,置丰州于此。贞观初,州废,属泉州”。贞观初的泉州是指现在的福州。长泰虽属南安县旧地,但有文字可嵇的历史,则在唐朝初年以后。
在这以前,按照一般的说法,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平定东越,置闽中郡。及秦灭汉兴,闽越归属汉朝的统治。接着,因为闽中变乱,于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兵攻入东越,徒其民于江淮而虚其地。后有未迁移的闽越族人重返家园,西汉政权乃立为治县(县治在今福州),属会嵇郡南部都尉。东汉末年,孙吴五次进军闽中,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以会嵇南部都尉为建安郡(县治在今建瓯),在今晋江中游置东安县,这是南安郡的前身。据晋书记载,三国孙吴时的建安郡,仅有三千零四十二户,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地广人稀,究竟孙吴统治势力向南深入至何处,迄今尚未发现实物或文献证明。所以秦汉以前,中原古代汉语,对于长泰这一地区产生若何影响,论据不足,目前尚难论定。
(二)
当晋唐之际,中原汉族人民进入福建,规模较大的计有三次:
第一次,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姓:林、陈、黄、郑、丘、詹、何、胡是也”(宋路振《九国志》)。这一次中原汉族大规模入闽,对长泰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突出地反映在唐朝初年的佛教盛行。在长泰最早的寺院首推栖云院,创建于唐贞观三年(607年)。稍后的永徽元年(650年)的梁冈院、东岩院,永徽五年(654年),龟洋院,接着有显庆四年(659年)的天竺岩。根据这些历史现象推论,奠定长泰方言基础的应该是初唐以前的中原古汉语。
第二次,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闽、粤边民反抗唐王朝的统治,“朝廷以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五十八姓前往征伐”(河南《光州府志》)。这一次进入闽南的中原汉人,集中活动的地域是在绥安(今漳浦、云霄)一带。垂拱二年(686年)建置漳州的时候,龙溪尚是泉州的属县,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龙溪才割隶漳州。可见对长泰的影响更隔一层了。这次入闽汉人的后裔,只是若干年后,几番辗转,才部分迁入长泰,对长泰方言的演变始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次,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军入闽,后立国于福州,不少中原人士相率前来依附,至今民间有“十八姓从王”的传说。这次大规模入闽的汉人,来自河南中州一带,移民耕垦,定居长泰,他们带来的中州汉语,对于长泰汉语方言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长泰置县之后,随着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结束,区域沿革又有变迁。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从泉州改隶漳州,省内外远近移民逐渐增多,特别是南宋以后,龙津溪两岸大兴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邻近地区的农民,来此耕垦,后来发展成为长泰境内居民的主体。从民国《长泰县新志·氏族志》的记载加以考察,这些外来人口,多是晋唐以来三次入闽汉人的后裔,但他们不是成批地、集中地移民聚居,而是分散地、个别地迁入长泰。他们又是多半来自闽南沿海方言群的莆仙方言区和闽南方言区,如仙游、莆田、龙溪、南靖、同安、安溪、漳平一带,少数来自闽东方言区的福州。他们带来的各地方言,对长泰汉语方言的变化,多少起了一点渗透作用。
在长泰的本地话中经常沿用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如:“未”,现在讲“还没有”或“未曾”;“等”,现在讲“等一等”;“看”,现在讲“看一看”;“浊”,现在讲“混浊”;“清”,现在讲“清净”;“静”,现在讲“肃静”。同时,又经常沿用古代特有量词,如:“字”,一字字,(一个字);“称”,一称米(十斤米);“寻”,一寻长(一围长);“领”一领被(一件棉被);“宿”一宿鸡啊(一窝小鸡);“身”,一身猫啊;(猫讳蚕,一条蚕)。还经常沿用古代词语颠倒结构,如:“欢喜”、“闹热”、“言语”、“人客”、“齐整”、“证见”等等。这些特点,跟闽南方言、闽东方言、莆仙方言等其他方言有许多共同之处。都保存较多的晋唐以前的古代中原汉语的特点。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从初唐到五代,佛教在社会上占有很高地位。佛教的传播,带来了社会文化和生产技术的交流。唐宋以来,众多的僧侣在长泰境内活动,不可避免地在长泰方言中留下痕迹。至今在长泰方言会话中,常常拖带短促的“啊”的音,特别是名词的基本词汇中,亲属的称谓,像:兄弟啊、姐妹啊;器具的名称像:桌啊、椅啊;动植物的名称像:鸡啊、鸭啊、桃啊、李啊;甚至还可“啊”音附在地名之后,日常会话中动词、形容词以及其他词、短句的句尾也常带“啊”的音,像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一种意见认为:就整体说,梵语对于汉语语言、音韵和语法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长泰方言中,不能排除梵音影响的可能性。还有一种见解,则以为晋唐以来闽南佛教盛行,梵音影响的范围并不能单独局限于长泰。因此,需要着重从事物的内部原因进一步加以探讨。
(三)
值得注意的是,与长泰同属南安县永安里——石铭里旧地的今华安境内,有汰溪仙字潭摩崖石刻原始文字的遗存,解放前有的学者断定为它是“畲民”的文字,但至今未有公认的结论。畲族的先世、明人谢肇浙以为与瑶族同源,出自汉晋时代的武陵蛮(即武溪蛮),近来多以为是古代越族的后裔。而古越族支系众多,究竟确指为哪一支,又有不同的说法。
据清乾隆《漳州府志》:“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泉州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可见隋唐之际,柳营江(梁以后称九龙江)以西还是少数民族群聚的地区。公元七世纪,九龙江流域,多民族杂居,还是处于所谓“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陈元光《请建州县表》)的状态,漳州置郡以后,密切了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的联系。从前称为“炎方”、“绝域”的“蛇豕之区”,经过畲汉两族人民的辛勤劳动,逐步得到开发。当时,漳州漳浦郡别驾丁儒作《归闲诗二十韵》有:“土音今听惯,民俗如知淳,烽火无传警,江山已净尘”之句,说明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在共同劳动、互相学习、沟通思想、交流经验的过程中,必然地带来了语言的融合、丰富和发展。
根据考古判断,至晚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古越族已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岭南和西南等地区。解放以后,长泰境内芹果溪、龙津溪流域和吴田山一带,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和粗砂陶、印纹陶的残片。一九七六年,林溪温泉又有青铜斧和磨光穿孔石戈出土。一系列迹象表明:地处闽南的史前的长泰,有着与中原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同时接受中原华夏族文化的影响,其渊源又是很深远的。通过地名普查中,了解到长泰岩溪的高山(辜山、姑山、珪山),有古代氏族活动的遗迹,民间传说叫做“畲人洞”,附近过去曾有粗砂陶、泥陶碎片和石锛的发现。“畲人”的传说年代较晚,公元十三世纪中期,即南宋末年,刘克庄的《漳州谕畲》一文中,才有“炎、绍以来……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的记载。历史上畲民“搜狩为生”、“刀耕火耘”,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加上汉族统治阶级推行大汉族主义,故流动迁徙频繁。今从以“畲”字命名的地名考察,康熙《长泰县志》:恭顺里的三重(山重)院后附近有新畲。村废名存,土地名不见于《县志》而仍流传民间的如:江都的“南征畲”,内枋的“高畲”,坂新的“畲下”等等。还有虽不带畲字而保存畲族特点的命名,如湖珠许坑的“蓝雷厝”等等。这些地名的实体多分布于长泰境内的边缘山区。如今坂里高层犹有畲族聚居的磜头村。畲、汉两族语言的互相影响、互为渗透的现象在长泰方言中特别是一些基本词汇中留下许多痕迹。如:兄、妹、鼻、耳、胸、头毛(头发)、桌、椅、酒、做息(干活)、瓮笼(固执、暴躁)等词,长泰汉语方言与畲族话的发音和含义完全相同。尤其是“楼”、“漏”等字,畲族话和长泰汉语方言(书音)都含有漳、泉、厦所没有的特殊音素“乌”(eu)。又如“糜”(稀饭)、“赔”等字,畲族话跟长泰汉语方言都含有“oe”韵的特色。
大量的事实说明,研究长泰的发展史、语言史,应该重视古越族所作的贡献与文化渊源和影响。(当然,古越族非止一族,各族之间的习俗语言,有的可以互通,有的又有差别,也不能一概而论。)
总的看来,方言的形成,或者是由于亲属语言的分化和发展,或者是由于非亲属语言的融合和统一。长泰地处偏僻,山川阻隔,古代交通闭塞,接受外界的影响相对较少,语音的变化也较为缓慢,所以它保存了较多的唐以前中原古代汉语方言的特点,并且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吸收了古代当地民族土音的因素,因而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近代的长泰方言变化的速度加快了,它的发展趋势是正在向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靠拢。解放前,普通话被称为“官话”,除了一些当官的和进过学校的知识分子以外。绝大部分群众都不懂得普通话。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学校教育和工农教育的普及以及近年来大力推广普通话,目前,许多人都能听能讲普通话了。
在普通话普及的今天,有“中古音活化石”之誉的长泰话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同时也有挖掘和弘扬的独特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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