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图谱的乡村传播研究热点、进展与趋势分析（1993-2019）

吴 妍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以知识图谱分析方法为手段，中国知网中1993-2019年的437篇核心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乡村传播领域研究内容进行可视化分析。以年度发文量、核心作者、研究机构、核心关键词等维度探究了我国乡村传播学近30年间的研究热点、进展与今后趋势，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等成为该领域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下，媒介赋权与数字乡村、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等将成为今后的热点研究问题。

关键词：知识图谱 乡村传播 文化传承 乡村振兴 数字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三农”工作的主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因此，对我国乡村传播领域重点内容进行探析、预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乡村文明的衰落、农村社会的空壳化现象、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尤其近几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传播研究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目前，该领域很少从数据量化分析的角度对研究内容进行综合性梳理，也缺乏对今后的研究热点进行预测。本文以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为手段，对近30年来我国乡村传播领域热点问题进行探究，并预测分析今后的发展趋势，以期促使该领域更好地发展。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中，检索出目前国内有关乡村传播学研究方面的文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根据李红艳《乡村传播学（第二版）》的论述：乡村传播侧重于以信息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传播机制、传播模式、传者、受众、传播类型、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的研究。以此确定查找文献的检索词，在选择检索词时首先选取“乡村传播”关键词检索（29篇），其次以“乡村”并含“传播”为主题检索（402篇），最后以“乡村社会”并含“信息传播”（11篇）、“乡村”并含“媒介”为主题检索（117篇），以提高总样本的科学性；期刊来源限定于核心期刊、CSSCI两类，选取中文文献，筛除报道、会议、无关文献，最终获得437篇文献，形成本文中国乡村传播研究的样本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的研究工具是基于Java语言研发的 citespace 数据可视化软件，主要功能包括：作者合作、作者共被引、机构合作、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等方面的数据分析，通过该软件生成的可视化图形，可以清晰直观地绘制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发展现状、前沿趋势等[1][2]。

二、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整体情况

（一）发文数量分析

对我国乡村传播研究领域的历年发文量进行简单的数据统计，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该领域的基本情况和研究热度，如图1。

根据我国乡村传播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 2000 年之后，从发文趋势中可以看出，该领域尤其是近5年来发展速度增快。而在2019年发文量中，截止搜索日期11月21日就已发表了74篇，可以预测到本年发文量一定大大超过2018年的50篇。在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影响下，学界对乡村传播研究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可预测到，该领域今后将会成为相关学术界的一个研究重点。

（二）作者群体分析

本文基于统计发文量来寻找乡村传播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者。数据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者最多发表有关核心文献为12篇。表 1显示了该领域的前8位核心作者。

合作交流对于促进该领域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通过 Cite Space 可视化工具对乡村传播领域目前国内作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了解该领域的合作交流程度，如图2所示。

从作者间的合作网可以看出，有部分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联系较多，出现了多组有关联性的学术研究小组，其中以李红艳老师为中心的研究小组，人员较多，且发文量可观，说明这一研究小组合作交流较多，研究较为深入，在乡村传播领域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发文量最多的沙垚研究者，有一定的合作对象，但相比之下合作交流还较少，且合作者发文量较少；大多数研究人员的合作关系集中于小群体内，一般只由2-3人组成的合作团队。此图谱表明，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对该领域进行关注，但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较少、合作圈子较窄，合作交流的开放程度不够，尽管2019年发文量将创新高，但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掘依然不够深入，将来还需要有大量的学者投入到此领域的研究中。

（三）机构来源分析

据统计，目前该领域国内机构主要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为代表，如表2所示。由此可见，该研究领域机构主要以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人文学院为主。

根据统计，目前在乡村传播领域中发文机构共有400个左右，但大部分研究机构只发过一篇核心文献，主要是国内一些知名高校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从机构合作网也可以看出研究机构间的合作频次较低，合作联系不强。该领域有较多合作的机构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南京大学融合应用传播实验室、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等机构间存在合作，合作范围较为广泛，但由于发文量较少，存在合作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

此外还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云南大学新闻学院之间存在合作。沙垚研究者属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届博士毕业生，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工作，合著者罗茜于2015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博士生，因此清华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机构存在一定联系；孙信茹是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但也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后，合著者杨星星为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云南大学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渊源与云南大学新闻专业首任教研室主任高宁远有着直接的关系，高宁远老师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之后来到云南工作，因此复旦大学与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存在历史渊源与合作基础。其余机构在此领域基本没有合作关系或合作交流不深，如图3所示。

总之，该领域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交流不多且不深，部分学者由于学业机构、工作单位原因在小范围内进行合作。研究机构以高等院校中的新闻传播学院为主，机构间的合作交流更为局限，该领域研究合作的开放程度不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相关研究者们应进一步增加对此领域的关注，与其他研究者、相关机构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并吸引更多高等研究人员投入其中，以期促使该领域更快速地发展。

三、重点研究方向分析

共词分析是科学图谱中最基本的技术之一，它是从词的共现模式中提取更高层结构的研究。关键词映射了文献中的核心内容，其共现频率越高，越能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为了进一步了解目前国内乡村传播领域的研究重点、热点分布及发展趋势，对437篇国内文献运用关键词的共现算法勾勒出了该领域的相关图谱。

（一）乡村传播的研究重点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

对乡村传播研究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执行可视化操作后，得出近30年间国内乡村传播领域出现频率最高和中心度最高的关键词，如表3；以及关键词的共现图谱，如图4。

经过Cite Space软件统计，437篇文献中共分析出关键词75个。将关键词出现频率按降序排列，选取1993-2019年间，在乡村传播研究领域出现的前20个关键词，其中，乡村、乡村振兴、乡村传播、农村、文化传承是出现频率排前五的关键词，表明了乡村传播领域的研究内容。乡村、文化传承、农村是中心度排前三的关键词，这是乡村传播领域研究最受关注的内容，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文化传承、乡村振兴、数字乡村作为近几年新出现的热度关键词，表明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该图谱中，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区域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节点间连线表示相关性的存在，线条越粗，反映关键词间相关性越高。图4清晰地展现出了国内乡村传播领域内不同研究主题间的联系与分布，围绕农村社会、乡村传播、乡村文化和乡村振兴这些方面展开，除了对乡村传播进行总体性、长期性研究外，近几年更加侧重于对乡村文化、乡村振兴、文化传承以及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数字乡村传播等方面的研究。

将关键词进行突变分析，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热点不断发生变化，最初的关键词“农村”在2003至2013年间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之后的“乡村”一词成为2010至2017年间的研究热点，正式意义上的“传播”研究则在2012至2017年间，而从2015年的“文化传承”到2018年的“乡村振兴”，表明了近些年较受关注的热点内容，发展潜力大，成为今后的研究趋势。乡村文化如何传承，乡村社会如何振兴，乡村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这些层面成为该领域学者今后致力于探究的问题。

2.聚类图谱分析

为了对上述内容进行深入分析，通过Cite Space的LLR算法让系统生成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6所示。研究发现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将乡村传播研究领域的内容分为以下四类。

（1）电视传播与乡村社会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为图谱中#0、#1、#4类，代表的关键词有“电视媒体”“农村农民”“乡村村民”“信息传播”“政治传播”等，研究时间集中于2008年至2013年。祁志敏（2013）认为我国对农教育电视节目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目形态，是为解决农村教育资源短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外的有力延伸与补充；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农民和从事“三农”工作人员了解党的农村政策，掌握农业科技信息，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的重要途径[3]。卫欣（2017）认为乡村传统文化对保持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重要作用，而电视媒体作为县域传播生态中最重要的平台，应依托自身的媒介优势，承担起传承与传播传统乡村文化的职能[4]。这些学者都高度评价电视媒体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传播功能，由此可见，媒体在传承与传播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然而张世勇（2008）发现电视下乡后，电视媒体成为乡村社会中国家政策的主要传播渠道，在农民、基层干部和国家治理之间建构了一种新的关系，即一部分农民不信任基层干部，对于国家治理高度认同，这对于如何建设好基层组织构成很大挑战[5]。葛艳玲等人（2012）对农村少数民族与电视传播的关系进行思考，发现即使电视在整体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层面肩负较大使命，但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效果并不十分乐观[6]。

（2）对农传播与乡村治理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为图谱中#0、#2、#4类，代表关键词有“对农传播”“乡村传播”“乡村治理”等，研究集中于2010年以后。不同的媒介形态在乡村治理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郑欣等人（2012）以“两会”信息传播为例，探究了乡村政治信息传播效果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在乡村现有信息传播系统中，主要由电视和报纸发挥着政治传播功能；在媒介形态迅速丰富的现代乡村，信息环境系统虽总体貌似完整，但政治传播渠道仍较为残缺，制约着乡村政治文化革新[7]。而张斌等人（2012）基于湘黔桂毗邻边区民族村寨的调查，发现报刊出版物在少数民族村寨的政治文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要做好书刊的出版、发行，以及书刊在村寨的科学管理工作[8]。此外，卫欣等人（2016）认为通过农村网络自组织结构，打造多方参与的共同空间，构建符合农民利益的传播平台，有助于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制度性困境[9]。在对苏南乡镇的实地调研中，社会化媒体的介入打破了以往“村”的结构与“人”的交往方式，QQ群、微信微博和网站论坛的使用推动了农民的自组织化行为，需要政府、企业、精英的多方作为，以实现农村媒介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功能优化[10]。

当然，大众传媒的作用也受区域条件、现实因素的限制，谭华（2012）认为现代传媒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传播内容断裂，传播生态失衡的问题[11]。王越等（2012）认为，政党和行政系统中的组织传播已经被大众传播所取代，虽然大众传播成为国家参与乡村治理、整合乡村社会的主要方式，但它实际上增添了基层政府的治理难度，割裂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12]。

此外，如何促进乡村传播与乡村社会的发展是很多学者关心的问题，韩鸿（2010）以墨西哥“东部大开发”乡村传播系统，为中国西部发展找到创新性传播方式，通过参与式乡村传播，引导农民参与乡村的建设与规划，进行知识的交流与传递，提高乡村社区的决策和管理能力，形成共同的规范和行动原则[13]。郑欣（2011）关注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即“传播与国家发展问题”，认为有效地传播与利用信息，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多中心协同治理是我国对农传播中需要形成的格局，以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力量协同带动乡村传播与乡村社会的发展[14]。蒋旭峰等人（2013）指出乡村传媒生态变革给乡村治理带来极大挑战，建议政府通过“福利传播”完善乡村治理，促进政治认同，调整城乡关系，使人际传播服务于村民，进行自我组织与自我服务[15]。

（3）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图中#3、#5类，代表性的关键词有“文化传播”“乡村振兴”“文化融入”“文化传承”等，研究集中于2010年后。卫欣（2017）认为媒介的介入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对农村的社会变迁和关系转换产生深刻影响，乡村初级群体的关系结构呈现出“核心坚挺，外围塌陷”的样貌[16]。而近两年来，尤其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背景下，乡村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传承与融入问题成为热点议程。中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从经济到文化，城市一直处于绝对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城乡文化因传播失衡而长期面临着生态困境[17]。

冯广圣（2014）通过桂东南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传播对传统社区文化既有“去地方化”又有“再地方化”的双重效果，乡村社区传统文化是乡村旅游传播的价值核心[18]。王廷信等人（2018）认为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乡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培育艺术创作队伍基础上，结合相应的策略、机制、体制研究，保障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在广袤乡土上落地生根、持续发展[19]。刘丽莉（2018）认为加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实际需要，也是价值诉求。在乡村传播中，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遇到了传播主体政治传播能力不足、农民政治参与度较低、传播策略失当和网络环境下传播环境失衡等问题[20]。桂胜（2019）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既带给传统村落民俗文化的发展以很大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村落民俗文化的传承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提高对传统村落民俗文化传承作用和意义的认知，从传承的理念、策略、手段和机制方面进行创新[21]。韩凝玉（2019）借鉴日本濑户内国际艺术祭，乡村振兴模式中的典型案例，分析其以艺术柔性唤醒乡土，通过对具有传播价值的媒介事件、人物和时间的集中体现与深入解读，凝聚融合艺术与资本，从而实现乡村活化与城乡互动的智慧传播路径[22]。王丹（2019）探讨了特色小镇是城镇化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文化又是其中的灵魂，特色小镇建设要坚持以文化为核心的建设路径，以传统文化的继承、新文化的融入、新生的产业文化和旅游融入文化的方式具体呈现[23]。

（4）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图中#7类，代表性的关键词有“数字乡村”“数字传播”“媒介融合”，是该领域最新的研究热点。2019年5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出台，其中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着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与转型进程，这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章淑贞等人（2019）认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数字传播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新媒体以其交互性强、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在数字乡村的建设过程中，信息化发展、全媒体传播的效应不容小觑[24]。师曾志（2019）解析认为数字乡村的题中之意不只是乡村经济和治理体系的简单数字化，在新媒介赋权的背景下，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力被激发、被释放，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颠覆、被重构，多元主体在动态博弈平衡中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乡村逐渐呈现出重新部落化的特征[25]。伴随着新媒体的大量介入，的确给乡村传播带来了强大支撑，赋予了农民更多选择权，但同时也要抑制新媒体的泛化，提高农民的媒介素养[26]，保留传统人际传播的空间，让新媒体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整体传播环境[27]。

（二）乡村传播的研究热点变迁

为了更好地展现乡村传播领域研究主题的历时分布及相互关系，我们依然能够通过Cite Space关键词共现的时区图谱，探索30多年来研究热点的变迁，如图7所示。

时间轴从1993年跨越至2019年，从21世纪初期最早的“乡村医生”“乡村文化”到2005年左右的“人际传播”“乡村传播”“组织传播”，再到2015年之后较热的“文化传承”“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传播”，不同阶段的学术研究热点精确地镶嵌在历史轨道上，可以预测到，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下，“新媒介赋权与数字乡村传播”“青年群体的审美异化[28]”“社会治理与乡村文化传承”“乡村健康传播[29]”等将成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四、结语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乡村传播领域研究不断出现新的特点，新的热点，信息传播形态除了涉及到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不同传播方式外，近些年更从传统大众媒介转向了对新媒介的研究，数字乡村传播成为最新热点，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这一热点研究价值很大。同时，乡村文化元素一直贯穿乡村传播研究领域的始终，从对乡村文明衰落的研究到对乡村文化振兴与传承的研究，无一不体现出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灵魂。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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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 妍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社会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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